翻雪

摘自黄仁宇著作《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氏之“大历史观”从选文中可见一斑。

令人比较感兴趣的是此篇关于党锢以及宦官与清流之争的阐论，同历史上许多党争一样，“清流”和宦官的斗争也并非纯粹的君子与小人、道德与非道德的较量。

袁氏一族“自学阀而军阀”是一令我感兴趣的亮点，可惜黄先生并未对此详尽展开。不得不提一句，荀彧的家族，也就是颍阴荀氏，亦是治经学之世家，且为荀子之后，后来文若的兄长（一说弟）荀谌成为了袁绍的谋主，而荀彧荀攸却选择了曹操，曹、荀、袁三家的关系，颇令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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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１３个皇帝，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５４岁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４０岁。桓帝去世时年３６岁，灵帝３４岁，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１０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公元１５９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

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几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为“跋扈将军”，威震中外已２０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做了１２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写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后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长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局势不能继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淫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敌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滑说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她也有淫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悉眉，唬妆，堕马发，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如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悉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两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一个大包，轻松的斜挂发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轻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２４０房，１８５０室。至桓帝时太学生称３００００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代公卿，创立门第。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跌跺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起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力即是纠察各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３００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６１年的寿命。可是梁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１４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诗句是极美的，空灵而蕴藉，只是与我要说的人无关。

诗中“五侯”者，据《唐诗别裁》注云：五侯，或指王氏五侯，或指宦官灭梁冀之五侯。总之，先及贵近之家也。《后汉书·宦者传》中则载：“桓帝封单超新丰侯、徐琼武原侯、贝琼东武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渔阳侯，世谓五侯。”

看到最后一个名字了吧，对，就是他——中常侍唐衡，荀彧之“岳父”。

唐衡的事迹不多，但却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行。他所参与谋划的诛杀梁冀事件，对东汉末年的政治局面影响深远。

梁冀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即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极力想摆脱其尴尬的境地，并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决心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五人在皇帝的支持下，调动羽林军千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千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

《汉晋春秋》对此事件的记载则为：“皇后崩，桓帝独呼小黄门唐衡至北胡，如厕问：“左右梁冀不相得者为谁？”衡对曰：“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宋洛阳狱。”於是，帝与入室定谋，啮超臂出血以为盟，乃诛梁冀。”若如此，则唐衡应为诛梁事件直接的发起者，宦官五人集团的组织者一名。（话说此次行动的谋划居然是在如厕中进行，实在不得不令人感到梁冀在宫中权势之大。）

其后若干几年中，“五侯”任人唯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后汉书》言其“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若夫高冠长剑，纡硃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鄃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兒、歌单、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苩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败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总而言之，便是生活奢靡，结纳朋党，构陷忠良云云。

这里就引伸出了那著名的童谣：“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有趣的是，不同版本的史书中，对于此童谣的记载不同，譬如《风俗通》言：“左回天，徐转日，具独坐，唐应声”；而《通鉴》中则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至于《三国志》裴松之注的说法，却又是“左回天，唐独坐”，实在是乱得可以。

故而将这些关于唐衡德评语汇总一下：“唐两堕”、“唐雨堕”、“唐应声”、“唐独坐”。这四则评语可粗分为两类，“唐雨堕”、“唐独坐”可归为一类，侧重于指唐衡权势熏天，可呼风唤雨（神巫？）；而“唐两堕”、“唐应声”却是侧重于唐衡为人圆滑，见风使舵，或解为行无定规，为所欲为。

个人的意见，是倾向于说唐衡“圆滑”的。首先，《风俗通》作者应劭为东汉人，《后汉书》成书时间距东汉亦不算甚远，这两本书的记载可能更贴近史实。《通鉴》中的“唐雨堕”更像是“两”字在传抄时产生的讹误，裴松之所说的“唐独坐”，没有任何引文，而是出自其按语，不排除裴注出现bug的可能（裴同学记忆有误，或者是当时书籍传抄发生错误导致）。

其次，从“如厕议事”的事迹可以看出，唐衡很富有头脑，善于观察分析，他所举荐的四名宦官，无一不可靠，更没有出现叛徒。考虑到当时梁氏的权势和风声鹤唳的环境，做到这一点实属难得。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唐衡与其余宦官相较，最大的特点应是处世圆融，而非表露在外的飞扬跋扈。

考虑到这一点性格，那么他为自己选婿的行为也就更容易解释——趁机拉拢世族，或者把自己与世家门第绑在一处，作狡兔三窟之计。史书上说他原本想把女儿（养女）嫁给汝南傅公明，傅公明其人现已不可考，但汝南向来是世家云集之地，估计傅也是名门之后，至于荀彧，则更不待言。当然，唐衡死时，荀彧才两岁（实岁一岁），所以这门亲事的结定与荀彧的父亲、祖父的关系更为密切。荀淑名重天下，荀緄则为济南相，按照品秩，济南相为二千石，中常侍为从二千石——在这里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一“清流宦官配”古怪无比的婚姻，双方在官爵品级上居然神奇的般配吻合，差不多可以称为“门当户对”……

再提一点，唐衡也是颍川人。第一次结亲不成，第二次还能将女儿配给颍川荀家，“唐两堕”的手腕权略，在宦者中也堪称佼佼者了。

p.s.其实个人对唐衡的女儿（养女）更感兴趣一些，下次找机会分析一下她与荀彧的婚姻~~

写在前面：就我个人而言，柏杨算不上史家。《中国人史纲》更类似于升级版的《上下五千年》一类科普性历史读物， 虽不甚精辟，许多观点也多流于常俗，但好在还算晓畅易懂。为多了解一下东汉至“三国”间的历史，还是选摘了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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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一向是环绕着一个圆圈盘旋：一、旧王朝统治阶级腐败灭亡。二、军阀或变民集团乘机夺取政权，发生混战，杀人如麻。三、混战的最后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组织新的政府，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四、经过一段安定或繁荣的时间。五、又回到第一：统治阶级腐败灭亡。——如此这般，像走马灯一样，循环不已。

本世纪的中国，正走上第一第二阶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现，接着招来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最后，东汉政府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大一统也瓦解，遍地战火。

士大夫及门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时代中，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土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

纪元前十二世纪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上世纪（一）时，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下列五类：

一  长时期为父母服丧  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自纪元前二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权之后，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纪（一）初叶，新王朝更硬性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这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复活。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二  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  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操清高，有异于流俗。

三  尚侠尚义  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性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  廉洁  官员的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两世纪中，士大夫在这上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份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五  对恩主绝对效忠  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三府椽），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孝廉”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色。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妻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但即令这种流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遂逐渐缩小。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产生。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当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绍，四代中出了五个宰相（四世五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注意“门第”这件事，它强固的维持士大夫阶层干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本世纪（二）中叶后，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国立大学的扩充。五十年代时，大学生已多到三万余人。这些准士大夫们——未来的官员，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冲突。

宦官制度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过他们的能力。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

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说明。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但跟士大夫结合可能很少，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上世纪（一）第四任皇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接着是本世纪（二）第六任皇帝刘枯，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囗自杀。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迎立第六任皇帝刘祐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囗，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眼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我们把这三十一年中双方的重要斗争，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

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阳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一八九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于是，天下最愚蠢的阴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阳进逼，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另一位禁卫军官曹操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乱。”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浆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进诱进皇宫砍头。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当袁绍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阳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写在前面：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点校出来的简体版，修改了部分异体字，通假字则保留。蓝色部分为唐章怀太子李贤所注的注释。与裴松之注《三国志》不同，李贤的注释更偏重于训诂，阅读起来或许会少趣味性，但对理解文意则较有帮助（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小白而言><）。此外，《后汉书》中的荀传也是我较喜爱的版本，部分字句非常值得推敲玩味（尤其是和《三国志》比读）。范晔与裴松之一样，都是很尊重令君的，虽然我对他将文若与孔融郑太并作一传的做法感到有些囧。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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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字文若，（袁宏汉纪“彧”作“郁”）颍川颍阴人，朗陵令淑之孙也。（朗陵，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县西南）父绲，为济南相。（绲音古本反）绲畏惮宦官，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转以妻郁。”）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南阳何颙名知人，见彧而异之，曰：“王佐才也。”

中平六年，举孝廉，再迁亢父令。（亢父，{县}，属梁国，故城在今兖州任城县南。亢音刚，父音甫）董卓之乱，弃官归乡里。同郡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密县西山也）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扞大难，宜亟避之。”（亟音纪力反）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焉。

彧比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聪}明有意数，（数，计数也）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时曹操在东郡，彧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初平二年，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比之张良）以为奋武司马，时年二十九。明年，又为操镇东司马。

兴平元年，操东击陶谦，使彧守甄城，（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任以留事。会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操，（典略“宫字公台，东郡人。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也）而潜迎吕布。布既至，诸城悉应之。邈乃使人谲彧（谲，诈也）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军实{食}。”彧知邈有变，即勒兵设备，故邈计不行。豫州刺史郭贡率兵数万来到城下，求见彧。彧将往，东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符让，沛国人”）曰：“何知贡不与吕布同谋，而轻欲见之。今君为一州之镇，往必危也。”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今来速者，计必未定，及其犹豫，宜时说之，纵不为用，可

二年，陶谦死，操欲遂取徐州，还定吕布。彧谏曰：“昔高祖保关中，（高祖距项羽，常留萧何守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东，（曹操初从{太}东郡守鲍信等迎领兖州牧，遂进兵破黄巾等，故能平定山东也）此实天下之要地，而将军之关{中}河{内}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将何寄乎？宜急分讨陈宫，使虏不得西顾，乘其闲而收熟麦，约食蓄谷，以资一举，则吕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东，未见其便。多留兵则力不胜敌，少留兵则后不足固。布乘虚寇暴，震动人心，纵数城或全，其余非复己有，则将军尚安归乎？且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惧而相结，共为表里，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掠之无获，不出一旬，则十万之觽未战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愿将军虑焉。”操于是大收孰麦，复与布战。布败走，因分定诸县，兖州遂平。

建安元年，献帝自河东还洛阳，操议欲奉迎车驾，徙都于许。众多以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记：“盗跖日杀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彧乃劝操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左传，卜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晋侯以左师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杀之于隰城，遂定霸业，天下服从也）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项羽杀义帝于郴，高祖为义帝发丧。高祖大哭，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自天子蒙尘，（蒙，冒也。左传臧文仲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尚书曰：“虽尔身在外，乃心无不在王室。”乃，汝也）今銮驾旋轸，（郑玄注周礼曰：“轸，舆后横木也。”）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桀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操从之。

及帝都许，以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彧筹焉。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魏志，荀攸字公达。太祖素闻攸名，与语大悦，谓彧曰：“公达非常人，吾得与计事，天下当何忧哉？”）及钟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颍川人也。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陈群、杜袭、（袭字子绪，颍川人。荀彧荐袭，太祖以为丞相军谋祭酒，魏国建，为侍中）司马懿、戏志才等，（懿字仲达，即晋宣帝）皆称其举。唯严象为杨州，（三辅决录曰：“象字文则，京兆人。少聪博有胆智，为杨州刺史。后为孙策庐江太守李术所杀。”）韦康为凉州，后并负败焉。（康字符将，京兆人。父端，从凉州牧征为太仆，康代为凉州刺史，时人荣之。后为马超所围，坚守历时，救军不至，遂为超所杀）

袁绍既兼河朔之地，有骄气。而操败于张绣，（魏志，张绣在南阳降，既而悔之，而复反。操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绍与操书甚倨。（陈琳为绍作檄书曰：“操祖父腾饕餮放横，父嵩乞丐携养，操赘阉遗丑。”并倨慢之词也）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敌，以谋于彧。彧量绍虽强，终为操所制，乃说先取吕布，然后图绍，操从之。三年，遂擒吕布，定徐州。

五年，袁绍率大众以攻许，操与相距。绍甲兵甚盛，议者咸怀惶惧。少府孔融谓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先贤行状：“丰字符皓，钜鹿人。天姿绬杰，权略多奇。”许攸字子远）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绍领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记曰：“纪字符图。初，绍去董卓，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信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正，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一战而擒也。”后皆如彧之筹，事在袁绍传。

操保官度，（官度，即古之鸿沟也。于荥阳下引河东南流，其所保处在今郑州中牟县北官度口是也）与绍连战，虽胜而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致绍师。（致犹至也。兵法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彧报曰：“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高祖与项羽于荥阳、成皋间，久相持不决，后羽请鸿沟以西为汉而退，高祖遂乘羽，败之垓下，追杀之）公以十分居一之众，（言与绍众寡相悬也）画地而守之，（言画地作限隔也。邹阳曰：“画地而不敢犯。”）搤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搤音厄。搤谓捉持之也）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从之，乃坚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绍，绍退走。封彧万岁亭侯，邑一千户。

六年，操以绍新破，未能为患，但欲留兵卫之，自欲南征刘表，以计问彧。彧对曰：“绍既新败，众惧人扰，今不因而定之，而欲远兵江汉，若绍收离纠散，（纠，合也）乘虚以出，则公之事去矣。”操乃止。

九年，操拔邺，自领冀州牧。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操将从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愿公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操报曰：“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遂寑九州议。

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济阴人也）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礼含文嘉曰：“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百人，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谓之九锡。锡，与也，九锡皆如其德。”左传曰：“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寑。（礼记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表留彧曰：“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记，齐景公以田穰苴为将军，扞燕。苴曰：“臣素卑贱，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即监督之义也）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左传曰：“谋而鲜过，惠训不倦。”）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望}{重}臣，德洽华夏，既停军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书奏，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濡须，水名也，在今和州历阳县西南。吴录曰：“孙权闻操来，夹水立坞，状如偃月，以相拒，月余乃退。”）彧病留寿春，（寿春，县，属淮南郡，今寿州郡也）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献帝春秋，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隐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阴为之备。彧恐事觉，欲自发之，因求使至邺，劝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尝与父书，言词丑恶，可因此废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阳惊曰：“昔已尝为公言也。”太祖曰：“此岂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议，彧意不同，欲言之于太祖，乃赍玺书犒军，饮飨礼毕，彧请间，太祖知彧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于寿春）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燕乐。（祖日谓祭祖神之日，因为燕乐也。风俗通曰：“共工氏子曰修，好远游，祀以为祖神。汉以午日祖。”）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

论曰：自迁帝西京，山东腾沸，（诗曰：“百川沸腾。”）天下之命倒县矣。（赵岐注孟子曰：“倒县犹困苦也。”）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氏。（间关犹展转也）察其定举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言彧本心不背汉也）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纾，缓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议，以致非命，岂数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常以为中贤以下，道无求备，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诘者也。夫以卫赐之贤，一说而毙两国。（两国谓齐与吴也。端木赐字子贡，卫人也。田常欲伐鲁，仲尼令出使劝田常伐吴，常许之。赐又至吴，请夫差伐齐。又之越，说句践将兵助吴。又之晋，说以兵待吴伐齐之弊。吴既胜齐，与晋争强，晋果败吴，越袭其后，遂杀夫差。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彼非薄于仁而欲之，盖有全必有丧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贡不欲违仁义而致晋，但其事不兼济也。言彧岂愿强曹氏令代汉哉？事不得已也）方时运之屯邅，（易曰：“屯如邅如。”邅音竹连反）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谓魏太祖功业大而神器自归也）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

赞曰：彧之有弼，诚感国疾。功申运改，迹疑心一。（迹若可疑，心如一心）